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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积极理解及突破之道——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

  发布时间: 2023-07-05      浏览量:1594

摘 要: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业教育高移的新形态,却面临社会认同度低的危机。传统文献认为职业本科教育面临办学基础薄弱、社会地位低下、合法身份受阻等问题,但这些理解实则存在思维限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重新解读发现,“认同危机”实际上是民众在面对多元化教育时选择倾向的体现,也是个体思维开放后职业本科教育坚守职业属性的突显,更是职普并进背景下人民满意教育的彰显。为重塑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需增强认同认知、维系认同情感、创造认同动机、助推认同行为,以此凸显职业本科教育在教育功能、办学定位、人才培养与教学环节中的深刻价值。


关键词: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社会认同理论;形象;积极理解


  一、问题提出


  自2019年我国正式探索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学界便掀起讨论的热潮。但在现实中,职业本科教育却遭遇着鲜明的态度差异。在国家层面,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程加快,亟需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学校层面,高职院校希望通过“升本”提高办学层级,以获取更多政策红利与社会认可;在个体层面,民众形成对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前景不佳”“本科属性不强”“类型地位不高”的民间想象,整体认可度不高。无论是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本科教育并大力宣传其“本科属性”,还是民间舆论透露出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同危机”,其背后都透露出一个简单的思维逻辑——在现代社会,学历层次正变得愈发重要。因此,“本科”二字成为职业教育吸收更多生源的筹码,而“职业属性”降低了职业本科教育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甚者出现“宁要学历不要技能”“宁上三本不读职本”的思维定式。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职业本科教育“打通高层次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的通道”,实际上是“有利于规避传统对职业本科教育的歧视,提升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认可度”;还有学者提出,“偏见与歧视”是由现实中政策传达不到位后的“互动情境”造成的,若消除“政策解释偏差”将有益于民众接受职业本科教育。

  本研究受上述文献启发,尝试改变对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负面解读的思路,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将“低认同度”视为人民群众“多元选择”“有利比较”“全面认识”而非“消极抵制”的结果,并指出“认同危机”对于重建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具有积极意义。


  二、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现象及其传统归因


  职业本科教育作为职教高移化、教学高端化、育人专业化的时代产物,大受政策体系重视。但有学者指出,“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已‘泛化’到职业本科教育”,“一些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本科教育存在误解和抵触”。民众之所以有“鄙薄”“抵触”的阻抗感受,原因在于职业本科教育存在基础弱、地位低下、前景不佳的问题。

  (一)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办学基础受困于原机构

  当前,通过“升格”“转设”等途径使职业本科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愿景并未有效实现。民众普遍认为举办职业本科教育的原教育机构基础较弱,因此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轻视已逐渐常态化。研究显示,一些人视职业本科教育为“本科吊车尾”,对其建设情况并不满意。究其原因,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办学模式以民办职校升级为主,而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优质资源,不应由其承担举办职业本科教育的主责。因此,这类学校不可避免地延续了既往不足:原有办学质量相较“双高”建设院校还有差距、办学经验不足、人才培养同质化问题严重等。如此的办学基础,非但没有体现职业本科教育的引领性,更湮没了其他“双高”院校的口碑,无法吸引以高品质就业为报考目的的学生和家长。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不得不使人产生职业本科教育办学基础差的印象,从而由于马太效应而萌生轻视之感。职业本科教育只完成了对传统职业教育的继承,却未扮演好引领者的角色,无法实现对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发扬与超越。

  (二)低层次教育的浮签:分层观念制约报考热情

  影响力是职业教育在长期办学中形成的品牌优势,职业本科教育的品牌影响力是学生选择报考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存在分配规则与限度,国家重点扶持对象更倾向于普通高校,而对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部的职业本科院校、独立学院、高职院校等的关注就相对有限,使这类学校很难实现层次跃迁。森严的集体主义管理制度使民众对高等教育存在分层分类的主观意识,社会上始终出现追求精英教育、矮化职业教育的消极氛围。固有思维的植入瓦解了学生尝试职业本科教育的机会,不利于职业教育选拔更优质的生源。受“指挥棒”和先入为主观念影响,家长与学生无法真正了解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实际,让大部分想要尝试选择的念头无疾而终。格外重视学校排名的标签化做法导致功利主义在选择学校过程中无限膨胀,无法承载学生在面对未来职业方向时进行自主选择、全面发展的愿望。

  (三)发展前景的茫然:职业本科教育面临合法身份困境

  有学者指出,职业本科教育的学历层次和学位授予还缺乏合法性保障,亟须开展学科建设。构建完善的学科体系使职普融通成为可能,但若没有衔接与认证制度支持,易偏离既定的职业本科教育定位,触发人才培养理论化的情形。面对偏向实践的教学形式,多数从普通高中毕业的生源不熟悉技能训练流程,更不知道如何从实践与现场教学中吸收默会知识,以至于在接受职业本科教育时茫然无措,留下“虚度四年”的悔恨。有学生坦言,“对于技术要求很高的岗位,仿佛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才能有所收获,那还不如停止‘一步错步步错’的决定。”这一消极论断的产生折射出功利、迷茫、无奈的学生心态,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立足职业、服务岗位的高技能人才的愿景令人担忧。究其根本,职业本科教育领域未形成明确的专业认证制度,学生学习成果还不能与外界等值互通,无法从根源处为学生提供就读动机。家长、学生以及用人单位自然很难像对待普通高等教育一样重视职业本科教育。


  三、传统归因下的认知陷阱与反思误区


  后现代主义思潮让学界开始反思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度的普遍表现,进而开始关注社会民众所传递出的多元声音。在此导向下,职业本科教育成为普通高等教育的补充之一,其类型身份荡然无存。主流观点含蓄地假设了民间立场与质疑之声会阻碍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并提出相应对策。然而,这种认知倾向忽略了职业本科教育办学的复杂性、人才成长的阶段性与人才定位的特殊性,从而引发对“认同危机”的过度反思。

  (一)刻板印象所控的思维定式:基础薄弱导致办学质量欠佳

  目前许多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解读是基于其原机构开展的,用“硬件设施普遍较差”“软件实力亟待提升”“总体较为薄弱”等既有思维框定其办学质量,并期待职业本科教育能以一种“阵容重组”的办学组织形式向重点普通高校看齐。于是,“出身不好”成了“质量差”的代名词,而作为“新生事物”的职业本科教育就必须与原机构划清界限。通过组织形式及办学资源来认识职业本科教育本无可非议,但仅以原办学机构的软硬件基础定论办学质量的行为并不合理。当高职院校供应技能人才的效率远滞后于经济需求时,当传统职教无法适应高速升级的产业生产方式时,当学生开始需要更高品质的职教服务以应对日渐复杂的职场考验时,职业本科教育成为顺应一系列时代变化的必然尝试,有其客观必要性与主观诉求性。因此,当前职业本科教育办学质量的困境并非源于原机构的资源薄弱,而是未能突破传统办学组织形式的限制以及摒弃对各类学校“非强即弱”的偏见,民众需要从满足人才培养诉求和用人单位整体需求趋势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行为。

  (二)被局限的技能提升优势:终结性评价消解学生报考动机

  毋庸置疑,名次与口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教育机构的育人水平。但将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问题归咎于民众分层分类的主观意识还有待商榷。较之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科化教学导向,职业本科教育更加注重技术创新与人才技能养成并重的实践教学模式。实际上,将技术技能人才从纯理论学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行业企业的深度融合联结更是为不同专业学生亲临实践、实操训练、培养职业素养提供了重要平台。因此,与其说职业本科教育在比较思维下处于劣势地位而“备受冷眼”,不如说职业本科教育依然遵守职业属性不动摇,而现如今高等教育领域遵循的评价制度并没有提供重视技术技能的空间。这一取向引导民众按学校排名去选校择校,却使他们容易忽略选择教育的目的,忽视个体在综合素质与优势特长方面的发展,民众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认知自然只能停滞于教育排名的浅表层面。毕竟,激发个体全面发展的潜力不易精确地被测量与评价,而是需要学生选择适合的教育并寻求内心发展的初衷,在以全职业周期为导向的生命探索中满足深度且复杂的个体真实需求。

  (三)被严重低估的职业本科教育:认证制度缺位下舆论导向失当

  学界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合法性缺乏信心的判断主要来自以“消极态度”为代表的学习与毕业情况数据分析结果。但主流研究框架与模型都或多或少受高等教育“成果导向”思维的影响,将学生就业率、升学率等视为人才培养的目的而非工具。在与普通高等教育平行的职业本科教育体系中,这种育人理念不仅不能激发学校改革积极性,反而有可能促使其通过“高教模仿”和“学科漂移”来“美化”各项指标的数据,以达民众期盼。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属类型教育,所以职业教育不会因模仿高等教育各类手段而提高办学质量,解决其发展难题。实际上,职业本科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高质量就业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理应具有身份自信。鉴于此,将部分学生接受教育时发生的不佳体验以一代全地认定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前景茫然,显然有失偏颇。德国专业认证专家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Schmidt)就强调构建职普融通的专业认证制度,提出“通过合理的专业认证制度调整市场结构促使青年人选择职业教育”。职业本科教育若无法形成认证制度,放弃对学生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就无法依循育人的基本逻辑。因此,只有通过构建保障机制打消民众心目中对职业本科教育育人成效的顾忌,才能让我国社会厚植尊重技能、关注劳动、重视技能人才的风尚。


  四、社会认同理论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积极理解


  在国际职业教育体系高移成为趋势的背景下,学界产生对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度进行深度剖析的诉求,社会认同理论就是其中的回应之一。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对组织进行社会分类,将自己带入这一组织并对它及其相关群体产生认同感,对“圈外组织”(out-group)则产生偏见。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不仅是为了获得基本物质资源与个人利益,更主要是为了获得自我归属感、行为价值感等,以此提高自尊与幸福度,满足个性发展的内在需要,最终获得确定感、寻找生命存在与立足社会的意义。民众对社会认同的追求同样也是组织之间冲突与歧视的根源。民众对某一组织的低认同度并非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认知、情感、动机、行为的流动发生转变。社会认同理论在教育品牌与形象研究中占据一定地位,帮助学者摒弃思维固着与视界定势,关注个体如何在多元复杂的认同模式中提升组织吸引力,从而有效调动个体正确看待不同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为此,构建社会认同理论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分析框架,(见图1)主要以由社会流动形成的“多元选择”、为提升个体自尊的“有利比较”和为实现最佳认同而开展的“全面认识”为底层理论逻辑,通过对标“认同危机”的传统归因来探讨其中蕴含的积极意涵。


图1.png


一)多元选择下的“认同危机”:“适合教育”的体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职业本科教育对应到第6级专业类课程,呼吁各国大力培养学士或同等水平的专业人才。国际上的推崇关乎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地位的树立,是顺应人类社会进步的集体感知构建,而社会认同理论正是对这一教育旨趣的有益回应。该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持续流动且可变化的,帮助我们抛开“民众对职业教育的印象是不可改变的”这一刻板认知,鼓励教育界进行顺势而为的主动变革,尊重民众“不一样的声音”,认可他们指出的问题与不足,相信每一个选择职业本科教育的学生并非由于教育的筛选而去被动选择职业教育,用积极正向的教育态度与教学理念去引导他们习得有益于未来发展的技术技能。研究表明,经验智力与情境智力同样是影响个体发展的重要因素,选择适合的教育方式将有助于促成个体的全面成长。不同学生需要选择适合的教育以开发智力潜能,为此需要不同的教育类型凭借差异化的课程投入方式引导学生各谋发展,以个性化、定制化的路径接近适合的成长目标。与普通高校重点建设学科实验室与研究中心不同,职业本科院校关注对实习实训设备的投入,它们会在学生技能训练的轨迹上留下印记,而偏重技术技能提升的学习经历才是帮助“高技能人才后备军”突破学历限制、获得社会财富、赢得社会荣誉的来源。有关“校友效应”的研究就指出,学生发展与学校声誉之间有着正向关联。如果选择学校的目的在于全面发展,真正成就和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对职业本科教育的轻视又从何谈起?一项实证研究指出,工作岗位中能力高者往往能通过结识与自己身份相似的人员或群体来聚集更多社会资本。因此,“认同危机”从来就不是职业本科教育的问题,更不是民众的问题,它是职业教育高移后的阶段性产物,体现了个体进行教育选择时多元化的受教育诉求、自由化的学校选择意愿以及突破化的新观念。

  (二)开放思维下的“认同危机”:“坚守教育”的突显

  当我们摆脱分层分类旧观念的限制,用认同与包容重新定位职业本科教育的根本属性,便能发现,无论民众对其抱有的是支持或反对的态度,其本质都是一种关注的体现。随着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步伐的推进,家长与学生可以通过招生考试通道自由选择心仪学校,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认同危机”现象。一方面,基于对未来职业或生活的期待,学生可以在众多学校中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通过参与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积极或消极讨论,达成对它的全面认识。同理,民众可以通过持续性的讨论加强对职业本科教育的系统了解,通过社会认同理论的比较手段超越片面化的理解;可以通过比较普通高校与职业本科院校的多维度要素(如学习环境、实习实训机会、教师专业化程度等)扩建自己的认知网络。通过一次次的“有利比较”,民众不断了解职业本科教育、承认其独特办学模式、认可其特色化专业建设举措,从而成为客观看待、辩证思考的理性认同者。另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现象也仅仅反映的是民众反对态度与支持态度占比的失调。一种教育类型即便质量再高、口碑再好,也不可能让所有接受者都满意。教育具有其根本属性与主要功能,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方向性与框架感,这两大特性使职业本科教育势必会引发价值冲突问题,“认同危机”必定会不同程度、以不同形态出现。实际上,分析英国多科技术大学“学术漂移”与日韩一流大学“同质竞争”等现象,并对比全国调研数据来看,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坚持职业属性不动摇。因此,“认同危机”不该是职业本科教育改变办学方向、丧失坚守成果的理由。职业本科教育应继续守住其根本属性,在明确自身质量提升方向的前提下,不追求纯粹的学科化育人模式与排名竞争。如果在坚守基础上,再以国家需求、人民诉求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将为其良好社会形象塑造奠定更坚实的基础,让接受职业本科教育成为广大学子的奋斗目标,让“技能成才、技术报国”的情怀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图谱。

  (三)职普并进下的“认同危机”:“满意教育”的彰显

  社会认同理论从个体心理层面的视角看待不同的教育类型,有助于修正“二者必居其一”的对立关系,认可只有采取提高个体自尊水平的策略,才能促使民众最大限度地了解、接纳、认可职业本科教育的价值。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提出的“教育的选择和多样化”概念也传递出相似观点,即“学术”与“职业”不意味着地位高低,课程设置理念应通过两种类型教育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青年人。在媒体盛行的时代,职业教育“以人为本”“产教融合”“协同共生”的定位受到舆论冲击:在各类媒体平台上,对“以人为本”的定义莫衷一是,“产教融合”的概念也越来越泛化,于是民众降低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耦合”的期许。实现高品质就业未必要通过选择职教专业,职业本科教育对于促进个体发展的作用正逐渐被消解。认同职业本科教育对学生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与普通高等教育同等且无可比拟的意义,对于职业本科院校的管理者、师生、家长满足感与价值感的获得极其重要。当师生群体都能从根本上认可职业本科教育,将其视为一种满意的教育,站在“圈内人”的角度去支持职业本科教育的育人成效时,才能正视普通高等教育对职业本科教育发起的挑战,将“对立”转为“统一”,共同服务于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认同危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民众对“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诉求,职业本科教育必须提高办学质量以挖掘更丰富的育人特色,而在该思维的指引下,极可能促成普通高校与职业本科院校的合作,生发出职普深度融通的新局面。在富有人本性的教学中,职业本科教育更关注如何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娴熟技能水平、前沿技术水准、系统工程逻辑和创造性思维的时代新人,而非仅追求理论知识与学科能力的掌握。如此一来,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现象将逐渐湮没于人才培养功能的体现之中,而其重建后的社会形象将成为产业认准、岗位认可、社会认同的高水平教育品牌。


  五、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的重塑


  社会认同理论并非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形象问题的“灵丹妙药”,也无法提供可被直接套用的“万能模板”。但作为一个集偏见淡化、价值渗透与积极态度创造等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心理哲学,其实质是一种“从认同对象处获得目标感和依附感后,会表现出组织所期望的行为”的处事态度。通过对“偏见”“歧视”“不认同”等文化价值符号的颠覆,强调全面认知、渲染情感、识别动机与引导行为对于社会民众观念转变的影响作用。可以说,该理论为职业教育社会形象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帮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系统中内外部因素的互动机制。在面对“认同危机”时,教育主体的异步与自为行动不会彻底改变民众的根本认知;相反,正向的社会形象不仅需要主动建构,且该建构行为需被精心设计并落实到位。社会形象是促进生源质量与办学效果提升,维系与增强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关键要素。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亟须突破,这就需要重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助于职业本科教育生长的制度环境,致力于营造教育与社会之间语言共鸣、思想共振、和谐共处、协同共生的良好氛围。

  (一)增强认同认知,类型定位引领职教本科功能凸显

  职业本科教育良好社会形象的塑造取决于民众对其认同认知的增强。组织的形象优劣需要通过认同认知的具备程度来加以判断,良性形象建立在全面认识、充分把握的基础上。在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重塑过程中,增强认同认知不仅要求职业本科教育的各项功能要指向不同维度,促使类型定位全面优化,更需要提高教育管理层与民众之间的认知交流与对话效果,以涵养认知的类型化身份消除内外群体的负向偏爱。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在开展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技术技能创新环节时,要体现出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发展倾向,在功能维度上切中经济发展命脉与产业转型关键,在质量维度上设计以人才培养成效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有层次、有贡献、有质量的类型化表现。同样,类型定位确立的方向既要切实助力高端产业行业企业的经营生产,又要为学生提供创造美好生活的服务。其结构既要体现高度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又要彰显完整清晰的逻辑关系与改革进路;其知识生产模式既要考虑学生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又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技术迁移能力与实践素养;其成果既要在教育领域形成引领示范作用,又要对全社会彰显价值。由此,民众将基于对职业本科教育功能类型定位的了解与认识,深入形成与固有观念不同的整体性、系统性、客观性认知。伴随着认知升级,对职业本科教育的关注重点不再是形式上资源、排名的多寡高低,而是注重其对国家重点战略的支撑度与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适应度,在类型定位的指引下不断加深认同认知,持续推进与社会需求融合以及形象维护。

  (二)维系认同情感,通过家国个体联动促使价值显现

  如果说全面认识后形成的认同认知倒逼职业本科教育功能彰显,那么情境链接的创设则是促使参与职业本科教育的个体获得满足感与价值感的关键。社会认同理论从情境因素角度出发,预测了内外群体的偏爱会在哪些情况中触发。可见,情境在组织形象构建中具有重要意义与价值,职业本科教育形象重塑必须嵌入真实应用场景与社会情境,如此才能助推民众积极看待职业本科教育并形成参与其中的动机。若普通高等教育是通过高深知识传授、卓越创新的育人模式、贴近国际化的一流标准等为受教育群体创造满足感,那么,职业本科教育则是借助情境链接为学生、家长等创造价值感。为此,教育部门要将职业本科教育打造为国家发展战略与个体职业梦想联动的中介载体,渗透到全生命周期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例如,将这种链接嵌入专业招生、实习实训、求职招聘、在职培训等环节,使学生与劳动者在接受教育、生涯规划、技能提升时能切实立足于国家发展要求、产业升级需求、岗位生产诉求,深切感受自身推动行业企业进步的价值感,以及为社会和家庭作出贡献的成就感与幸福感。在家国情怀与个人梦想相结合的情境链接里,职业本科教育方能凸显意义,才能让缺少价值共享与情感共鸣的社会群体发现其不可替代的积极意蕴,认同情感也才能发挥产生正向偏爱的作用。

  (三)创造认同动机,以育人评价保障学生适应性提升

  认可度高的职业本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提倡学生全面发展、引导人才适应社会变化、增强劳动者技术转化能力的教育。这意味着职业本科教育评价要在设定、建立、反馈等多环节都能实现评价制度的高效运作,以使学生体会到育人过程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最终使社会产生积极的认同动机。一方面,在育人评价制度的设定上,要针对学生特点设定多元评价目标,将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转化成学生实现学习目标的最大动力。首先,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充分考虑学生在专业、禀赋、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充分调研与分析学生学情学力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层式培养,依据分类原则匹配不同的发展目标,使之适应学校教学。其次,要将重点发展型行业、产教融合型企业等组织的迫切需求转换为育人或课程的总体目标,再将该目标划分为阶梯式小目标,使学生准确了解自身所处的学习阶段,用“可预见的进程”激发学生、家长的认同动机。另一方面,在育人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上,增设动态化、适应性高的指标。职业本科教育面向“两个高端”产业培养高层次技能人才,其评价制度实施的每个环节都必须紧扣社会需求。为准确评价学生学习质量,要以是否符合岗位需求、可否提升学生适应岗位的能力、学生发展是否全面等标准来开展评价。这就要求教育部门要联合行业企业力量,以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实习实训是否符合岗位要求为标准设置指标,教师是否既具备服务课堂的理论素质又具有服务社会的实践素质为标准设置指标。而针对认同动机的实现情况,可以通过相关部门开发的学情学力量表进行分析与把握。

  (四)助推认同行为,数字技术赋能强互动的实践教学

  职业本科教育的功能与价值若是一种原理或思维,那么数字技术则是一套切实的方法工具。针对职业本科教育而言,其培养方式更加重视实践教学,并非理论教学。而“数字化转型是重塑职业教育生态的契机”,因此职业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的开展需依靠数字技术加以赋能,以保证教学环节的高效运行与认同行为的实现。首先,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需借助强大技术支持课堂教学,这就要求以技术为框架重塑教学生态。具体而言,需要通过大数据技术创生技能共享机制,运用虚拟呈现技术加强技能训练时的临场感,借助数字孪生技术打造与岗位情境相匹配的实训基地,依靠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赋能数据治理。其次,要求教师摒弃传统教学中“技术形式主义”倾向,将各类技术真正视为学生学习的脚手架,为技术技能人才更融洽地步入数字社会打好基础,只有这样职业本科教育方能借助数字技术发挥优势,以技术支撑服务于学生接受适合的教育与满意的教育。例如,学校可以开发基于数字技术的技能训练基地,打破以往学生实习“就近原则”的空间隔阂与“时短事多”的时间限制,实现学生学习效率与质量的双提升。最后,各级政府与教育部门要重视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可问题,制定学校内外部声誉保障制度,通过技术赋能实现对实践教学、技术创新、人力支撑等方面成效的治理与反馈。相关部门要结合搜集、分析、建模、智能处理等技术工具,融合从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家庭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处采集到的数据信息,实施声誉监测、调整与反馈策略,最大限度地突出技术对教学的正向影响,以保障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可度。


  六、结语


  从实践上看,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仅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中,诸多难题中的一个横断面。如果以“认同危机”这棵“树木”遮蔽整片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森林”,必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为此,面对主流文献中提出的“民间认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前景不佳”“我国非传统高等教育需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职业本科教育推进过程遭遇重重钳制,尤其是民众阻抗”等声音,如果我们仅从消极维度去承认与解读民众的声音,会筑造出片面割裂的职业本科教育发展之道。相反来看,将“认同危机”锚定为职业本科教育与现实社会情境两者融合下自然的、动态的、阶段性的产物则更顺应时代要求,则更具考察意义。为消除部分研究中针对职业本科教育社会认同积极理解方面存在的视界盲点,此时必须将研究焦点从“认同危机”移开,转而反思如何重塑职业本科教育的社会形象。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指出,相关部门与其试图通过学术转向、数据展示等手段短期、小幅、局部地提升吸引力,不如通过塑造职业本科教育作为“适合的教育”“坚守的教育”“满意的教育”的社会形象,真正通过育人质量的提升激活社会的认可。顺利实施职业本科教育社会形象重塑工程,需要让认同认知与认同情感关照人才培养从定位到供给的全生命周期,实现职业本科教育助力经济、提振产业、支撑职教体系、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现实功能,再借助认同动机与认同行为保障教学环节提质增效,从教育系统内部形成价值感过渡到全社会领域认可职业本科教育,最终实现齐发力、共推进、助升级的美好教育愿景。社会认同理论是理解职业本科教育“认同危机”的一个有力工具,相信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与召唤,随着数字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随着国家与个体加深对职业教育价值的再认识,职业本科教育将以类型定位与特色优势展现其在教学、育人与社会服务中的独特魅力,最终彰显职业本科教育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深刻意蕴。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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