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和重点要求，将建成教育强国作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得到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同时，提出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而“十三五”期间，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一线新增从业人员中，有70%以上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可见，高职学校作为职业院校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与经济社会联系极为紧密，是服务产业发展最为直接的一种教育类型。
教育经费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基础。伴随着高职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推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2019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对高职学校实施“百万扩招”；同年12月，由教育部、财政部公布的“双高计划”政策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中央财政每年投入引导资金20余亿元，年度投入力度相当于示范高职建设、骨干高职建设一轮的投入。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和结构直接反映了经费的投入情况及实际使用情况，也反映出高职学校的整体发展状况。而要想深入推进“双高计划”、建设高职体系中的“双一流”学校，推进高职教育提质培优，亟需深入研究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因此，本研究以“双高计划”56所高水平高职学校中的30所为切入点展开实证研究，根据其2016-2020年部门预算以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中的相关数据，归纳总结我国“双高”院校经费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以期为提升高职经费使用效率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进而加快“双高计划”和职业本科建设，高质量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一、研究设计
学校每年的收支预算是对未来一年收支安排的预测与计划，也是学校活动计划的反映。随着2010年《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颁布，2013年起，我国多数高职学校已按规定每年公开预决算信息。截至2022年6月30日，2021年度《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尚未发布，各省市最新GDP数据和师生数据无法查询，无法展开相关分析。因此，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选取入选“双高计划”且数据相对完整的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搜集其2016-2020年的预算支出数据。所有的预算支出数据和师生数据皆来源于各学校信息公开网站公布的历年部门预算，并经清洗和处理而得。其中，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缺少2016年的预算数据，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缺失2017年的预算数据，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缺失2020年的预算数据，考虑到同一年度学校的预决算数据基本一致，因此上述学校缺失的预算数据以同年度的决算数据进行代替。此外，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缺失2016年的预决算数据，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缺失2019年的预决算数据；因此，本研究采用时间趋势外推法，根据其历年数据变动的比例推算出以上这6个缺失的数据。
经费支出规模是指学校在一定时期内经费支出的数量。在经费支出规模方面，本研究选取的绝对指标包括支出规模、总支出规模、校均支出规模、师均支出规模和生均支出规模；相对指标包括绝对指标相应的增长率和支出规模占本省（市）GDP的比重（以下简称“支出规模GDP比重”）。经费支出结构是依据一定的研究目的，通过一定的划分标准，对学校这一对象的成本构成要素进行划分，并由此形成的比例关系。本研究中的支出结构是指学校各项支出占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又分为横向维度支出与纵向维度支出。根据部门预算和《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分类，横向维度的支出主要分为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经营支出以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等5个科目；纵向维度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科学与技术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等27个科目①。本研究具体指标及其解释见表1。
二、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现状
截至2020年6月30日，我国共有高职学校1468所（含公办学校1128所），其中，广州、长沙、武汉、郑州、合肥、天津等11个城市的高职学校数量超过20所，广州更是高达31所。按照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本研究将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4组（以下简称四大地区②）；其中，东部地区20所③，中部地区4所④，西部地区5所⑤，东北地区1所（入选首轮“双高计划”的虽有3所，但数据完整的仅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1所）⑥。
（一）支出规模总体上升，东部和东北地区各项支出的年均增速偏低2016-2020年，绝大多数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都呈上升趋势，30所学校总支出规模从2016年的102.15亿元逐年增加至2020年的128.65亿元，校均支出从3.41亿元逐年增加至4.29亿元，年均增长率为6.19%。分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校均支出的年均增速（9.76%）最高，其中2017年的增速更是高达30.23%，其次是中部地区（6.47%），东部和东北地区校均支出的年均增速偏低，分别为5.68%和1.03%。从校均师均支出来看⑦，30所学校的校均师均支出从56.14亿元逐年增加至61.18亿元，年均增速（2.20%）低于校均支出的增长速度；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校均师均支出总体上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91%、5.82%和10.63%，东北地区的校均师均支出波动下降，年均增长率为-0.54%。从校均生均支出来看⑧，2016-2020年，30所学校校均生均支出分别为2.68万元、2.79万元、2.77万元、2.86万元和2.71万元，总体呈略微上升趋势且逐年波动，年均增长率仅为0.34%；分地区来看，西部地区高水平高职学校校均生均支出的年均增长率最高（10.63%），其次是中部地区（5.82%），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校均生均支出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2%和-0.73%。
（二）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总体呈波动下降，地区内差异大于地区间差异
如图2和图3所示，2016-2020年，四大地区30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整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东部地区20所学校的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历年变化较小，其5年均值分别为0.0086%、0.0086%、0.0080%、0.0076%和0.0077%；中部地区4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38%、0.0124%、0.0117%、0.0106%和0.0113%；西部地区5所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12%、0.0130%、0.0121%、0.0130%和0.0110%；东北地区1所学校的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最低，历年分别为0.0084%、0.0080%、0.0071%、0.0071%和0.0071%。
同时，数据表明，中、西部地区虽然在支出规模数额上远低于东部地区，但支出规模占GDP比重整体较高，西部和中部的5年均值分别为0.0121%和0.0120%，都高于东部（0.0081%）和东北部（0.0075%）。此外，四大地区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平均值的离散系数维持在0.24~0.29之间，而同一地区内校际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离散系数均维持在0.50~0.84之间，尤其是东部地区在2018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离散系数更是达到了0.98。
（三）横向支出维度上，基本支出占主导地位，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更大
在横向维度上，“双高”院校的经费支出包括基本支出、项目支出、上缴上级支出、事业单位经营支出以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5个科目。由于后三项支出占比极低，因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如图4所示，2016-2020年，基本支出始终在高职学校横向支出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30所学校的校均基本支出占比⑨自2018年起逐年上升，历年分别为64.69%、62.96%、66.19%、67.17%和67.48%，年均增长率为1.10%，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校均项目支出占比历年分别为32.22%、34.32%、32.19%、31.37%和31.29%，年均增长率为-0.62%。
分地区来看，在基本支出上，四大地区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64.23%、中部62.67%、西部69.71%和东北地区87.17%，离散系数为0.16，地区间差异较小。从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年均增速看，东北地区的年均增速（4.25%）最快，其次是中部（2.78%）和西部地区（2.06%），东部地区增速（0.41%）最慢。在项目支出上，四大地区校均项目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34.84%、34.72%、23.96%和12.83%，离散系数为0.39，对应的年均增速分别为-0.09%、8.70%、-4.69%和-15.25%，中部地区是唯一呈现正增长的地区。以上分析表明：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要大于基本支出，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北地区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的项目支出占比较小，5年均值不到30所学校平均水平的半数，所以加大了项目支出的地区差异性。
（四）纵向支出维度上，各项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不一，呈稳定的教育支出一元化格局
数据显示，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各项支出占比的变化趋势不一。2016-2020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分别为91.12%、91.68%、92.03%、90.58%和91.32%，年均增长率为0.06%，在波动中略微上升；校均住房保障支出占比分别为1.88%、2.06%、2.95%、3.65%和3.76%，年均增长率为19.88%；校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1.72%、2.76%、3.60%、3.92%和3.31%，逐年上升但2020年略微下降，其占比和年均增长率（20.93%）都略高于住房保障支出；校均科学与技术支出和校均其他支出的占比始终最低，历年波动较小，5年均值分别为0.15%和0.12%。图5显示，在纵向支出维度上，2016-2020年，30所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14、0.08、0.07、0.08和0.07。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校均教育支出的年均占比分别为东部91.31%、中部93.29%、西部92.32%和东北地区79.53%，地区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离散系数历年分别为0.06、0.06、0.09、0.09和0.07。综上所述，5年里校际和地区间纵向支出结构差异都很小，呈现出稳定的以教育支出为主的一元化格局。
三、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校均支出、师均支出、生均支出及其相应的增长率、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等指标的测算，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普通高校）平均水平和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下简称国内一流大学）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当前我国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支出规模较小且历年增速较慢，支出规模与办学规模不符
从校级微观层面的数据来看，2020年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校均支出为4.29亿元、校均师均支出为61.18万元、校均生均支出为2.71万元，普遍低于同年普通高校的校均支出（4.92亿元）、师均支出（73.86万元）和生均支出（4.10万元）⑩。
在支出规模的历年增长率上，如表2所示，2016-2020年，30所高职学校校均支出、师均支出、生均支出的历年增长率远低于普通高校和国内一流大学平均水平，校均支出规模占GDP比重自2017年起持续下降。比较来看，国内一流大学在“双一流”政策发布的当年（2017年）各项支出数据增长普遍超过20%，而高职学校在“双高计划”政策提出的当年（2019年）各项支出增长不显著，甚至在次年（2020年）校均生均支出反而下降了4.83%。这意味着，伴随2019年的“百万扩招”，高职学校的在校生数增长很快，而高职经费投入速度低于在校生人数增速，充分印证了当前高职院校经费支出规模偏小这一现实问题。
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来看，在学校数量上，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其中高职（专科）学校1468所，其53.62%的占比已超过普通本科院校；在校生数量上，高职（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14595488人）占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32852948人）的44.43%；然而在教育经费上，2019年高职学校的教育经费支出仅占普通高等教育经费总支出的19.91%。由此可见，高职学校以不到1/5的高等教育经费承担着我国接近1/2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任务，说明当前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办学规模严重不符。同时，30所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5年均值为0.0099%，和全国普通高校平均水平和36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0.19%）比较来看，也存在显著差距。
（二）支出规模在同一地区内的校际差异远大于区间差异和归属间差异
从区间差异看，四大地区“双高”院校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4.53亿元、中部2.74亿元、西部2.72亿元、东北地区1.73亿元，四大地区间的离散系数为0.40。四大地区校均师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67.61万元、中部46.64万元、西部42.55万元、东北地区37.67万元，其离散系数为0.27。四大地区校均生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东部3.28万元、中部1.86万元、西部1.67万元、东北部1.63万元，其离散系数为0.37。同时，四大地区间学校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的年平均值，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25、0.24、0.26、0.29和0.24。以上说明地区间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较为稳定，其中校均支出规模的区间差异较大，校均师均支出的区间差异较小。
从高职学校隶属关系来看，研究选取的30所高职学校含省属学校17所、市属学校9所、省部共建学校3所和省市共建学校1所。如图6所示，四类学校校均支出的5年均值分别为省属3.04亿元、市属5.55亿元、省部共建3.36亿元和省市共建5.05亿元，四类学校的离散系数为0.29。这说明不同隶属关系的高职学校在支出规模上有一定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不同隶属关系学校在教育资源的拥有和获取上的不平等。
从校际差异看，30所学校支出规模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62、0.74、0.74、0.73和0.87，可见支出规模的校际差距相对较大。在同一地区内，以2020年为例，东、中、西部地区学校支出规模的离散系数分别为东部0.87、中部0.47和西部0.32，可见不同地区校际支出规模的差异程度不同，东部地区的校际差异最大。在同一地区的同一归属中，校际差距依然存在，如广东省3所市属高职学校中，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生均支出的5年均值（2.91万元）仅占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42.04%和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69.94%，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支出规模的5年均值（16.20亿元）高于其他两所学校之和。这说明高职学校支出规模在同一地区内的校际差异远大于地区间和归属间的差异。
如图7所示，虽然高水平高职学校的支出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支出结构上却保持了高度一致，且历年波动很小。从横向维度来看，2016-2020年，30所高职学校基本支出占比维持在62.96%~67.48%，历年校际离散系数分别为0.32、0.30、0.29、0.31和0.29，5年间30所学校校均基本支出和校均项目支出年均占比的离散系数分别仅为0.03和0.04，这说明横向支出结构较为稳定。在不同归属的高职学校间，以基本支出为例，三类学校校均基本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73.80%、57.87%和62.03%，离散系数为0.13，历年离散系数在0.08~0.19之间波动。可见，我国高职学校在校际和不同归 属间，未充分体现学校类型、办学特色、所在城市及其培养成本的差异，进而使得高职学校的特色化办学无法保障。同时，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2016-2020年国内一流大学基本支出历年占比维持在54.18%~59.11%之间，我国高职学校基本支出占比虽然高于国内一流大学，但是项目支出比重仍然过高。高职学校以人才能力培养为主要办学目标，其办学定位决定了应动员更多的经费力量来“强基础”和“补短板”。目前，由于地缘因素的根本性制约和经济滞后的持久性影响，通过竞争获得的财政专项经费在各地差异显著，这也是造成项目支出地区差异大于基本支出的重要原因。
从纵向维度来看，2016-2020年，30所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分别为0.14、0.08、0.07、0.08和0.07。研究发现，2015-2019年国内一流大学教育支出占比的年平均值为92.83%，2016-2020年高水平高职学校教育支出占比的年均值为91.35%，两者都呈现出教育支出占绝对主导的格局。在不同归属间，三类学校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历年离散系数维持在0.02~0.06之间，校均教育支出占比的5年均值分别为90.43%、91.94%和95.22%，离散系数仅为0.03，反映出“双高”院校纵向支出结构高度稳定的同质化。产生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当前的经费科目过于笼统、缺少细分。在当前高职学校的实际运行过程，教学支出占教育支出的很大比重，教学支出又细分为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实习教学，现有支出科目未对“教育支出”作进一步细分的做法，既不利于高职教育经费的高效合理配置，无法确切体现高职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经费配置情况；又不利于走深走实高职教育“一校一品”的特色化办学道路。
四、调整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规模与结构的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基于该背景，“双高计划”政策的提出既是顺应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也是主动适应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高职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竞争力的必然要求，而经费保障是高职教育蓬勃发展的物质基础。鉴于当前高职学校经费支出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要进一步优化经费支出规模和结构，以经费的合理配置促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质量培养，进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有效配合“双高计划”实施进程和职业本科建设，助力我国高质量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一）加大政府投入，多渠道筹措经费，保障高职学校支出规模
高职教育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其需要多主体共同承担。首先，国家依法财政拨款依旧是高职经费来源的主渠道。研究发现，美国政府财政投入占高职教育投入的比重明显高于我国，自1984年以来，美国威斯康辛州社区学院的经费约75％来自政府投入，学生学费约占10％。从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收入结构来看，政府财政投入占比63.38%，学费收入占20.53%，社会捐赠收入占0.44%；而在高职高专学校，政府财政投入（70.75%）和学费收入（23.81%）的占比都高于上述两类学校，而社会捐赠收入仅占0.10%，欠发达地区的高职教育社会化投入比例则更低甚至明显缺失。因此，伴随着高职学校的扩招发展，单一的经费来源渠道势必给地方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体，多元主体协同的高职经费筹措机制亟需建立。
其次，高职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论证了地方政府加大对高职学校投入力度的必要性。已有研究表明，学生的日常开支如住宿、交通、餐饮等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学生形成的创业心理、创业思维及创业技能等更有助于促进升级产业的落地，刺激技术转化；我国高职学校招生人数每增加1%，国民经济将会增加867.56%。因此，地方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高职学校培养成本的差异，科学制定各省份的最低生均拨款标准，以此作为地方拨款的指导性标准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动态调整，只有保证高职生均经费标准维持在合理区间，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高职教育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最后，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的高职学校办学模式。学费收入是我国高职教育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相对普通本科学校而言，公办高职学校平均学费要高出1000元以上。反观高职教育发达国家，德国高职学习者在校期间由政府资助提供公共资金，实训阶段则完全由企业资助，企业直接参与高职办学、共同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做法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可以采取共建实训基地、增加对合作院校捐赠等措施，更多地吸引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而构建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实现高职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二）规范财政分权，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高职学校差异
当前，我国高职学校中公办学校的占比超过3/4，由于公办高职学校皆归属所在区域的地方政府管理，不同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掌握资源的丰厚程度以及对高职学校的重视程度，都会对高职学校的经费支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6-2020年，30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在地区间、归属间和校际间经费支出规模的差距，折射出我国高职教育经费投入不均衡、干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或未实现有效运行。为进一步缩小我国同一地区内部高职学校支出的校际差异，亟需规范财政分权以加大地方政府的财力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第一，要通过完善分税制厘清政府收支。地方税作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基础，其收入状况及结构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日本作为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之一，采取了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大量转移财力的办法，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分税制，地方税约占收入构成的35%，这一教育财政体制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因此，我国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和投入力度，继续加大省级以下政府的分税制改革，通过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收入，使其有更强的实力和更大的动力推动高水平高职学校的建设。
第二，要加大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由于地缘因素的根本性制约和经济滞后的持久性影响，我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各项教育经费支出一直徘徊在低位水平。一方面，要在宏观体制机制上厘清各级政府对高职教育经费的分担责任，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实际需求，持续加大上级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另一方面，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转移支付以及必要的横向转移支付，提高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投入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职教育中的投入比例，使欠发达地区能大致达成可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第三，推动高职学校经费的合理分配。一方面，对于专项资金分配要坚持不同学校一律平等的原则，实行唯“优”分配，避免空有“荣誉称号”、不发资金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绩效评价上，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职学校绩效评价体系来评估财政资金的使用和分配，而非“按身份、按名气、按级别等因素来拨款”，可以借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的做法，由政府和高校之外的第三方非政府公共机构来担任，为不同高职学校提供公平的成长、发展机会。
（三）建立差异化的拨款标准，细化预算科目，彰显“千校千面”的办学特色
教育经费支出结构理论认为，教育支出结构反映了教育资源利用率和配置消耗，也体现出教育质量的高低。高职学校作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有力推动器，其差异化的支出结构正是特色化人才培养模式的集中体现，这对高职教育质量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生态都尤为重要。从本研究结果来看，不管是高职学校间还是和国内一流大学进行比较，支出结构都较为同质，“千校一面”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拨款标准、政府管控过严和预算科目太粗且不够透明有关。
首先，应建立差异化的政府拨款标准，做好特色专业群建设。高职学校的办学发展依赖于特色专业群建设，随着“双高计划”各项措施的落地，专业群建设在高职学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不同专业群的课程体系、教学资源、人才培养模式等各环节所需的经费是不同的，因此，差异化的政府拨款标准是保障高职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关键。
其次，实现政府观念转变，放宽经费使用自主权。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的职能重点是建立公平、有效竞争的制度环境，下放权力，赋予学校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让学校成为政府的附属物。2017年发布的《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高校项目资金统筹使用权，增强高职学校在专项经费上的灵活支配能力。因此，政府亟需实现由微观的直接干预向宏观的间接管理转变，放宽高职学校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再次，进一步细化基本支出和教育支出等预算科目。我国公办高职学校预算科目都是参照政府部门标准，在高职教育体系中适应性不强。相比之下，美国是按照功能支出进行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按支出功能和支出对象两个维度进行统计和公开。一方面，我国高职学校可以结合现有经费支出条目，基于《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对当前支出科目进行细化，明确横向支出维度上“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支出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的数据，并将人员经费支出按照人员类别分别统计；另一方面，将纵向支出维度上的“教育支出”细化为教学支出、教学辅助支出等，教学支出再细分为理论教学经费、实践经费、实习经费等，进而保证教学研究的经费使用量，对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城乡社区支出等不常用支出科目应合理删减。
最后，按时主动地执行并落实高校信息公开制度。我国高职学校还应及时主动、详细准确地公布细化后的所有数据。在我国，政府的公共财政拨款决定了政府对教育经费的监管地位，依据《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的规定，政府要加强对高职学校经费支出效率的监管，也可建立多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财政问责制度来对大学的支出情况进行考评。唯有科学合理的预算科目、公开透明的财务数据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高职学校的经费支出结构，从而有助于学者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推动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
引用格式：倪彬、陈文博、毛建青.我国高水平高职学校经费支出分析——基于规模与结构的研究视角[J].职业技术教育，2023（15）：51-59.